足球不仅是一项世界运动，也是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镜像。现代足球的发展源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它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与运动精神、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高度相关。围绕足球，各足球强国形成了多元化的体系和文化体系，包括赛事体系、俱乐部体系、基础设施、人才培养、足球文化等要素，促进经济社会协调融合发展。

中国现代足球的发展是足球全球化的缩影。在当代中国，足球问题的内涵已经超越了体育本身，并与国家治理、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相结合。过去，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中国足球的专业化进程，社会足球没有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然而，从世界主要足球强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职业足球只是足球“金字塔”的顶端。只有不断巩固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培养和扩大足球人口，孵化和推广足球文化，才能更好地构建足球发展的“金字塔体系”。

因此，中国足球发展破局的关键在于不断巩固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通过社会足球的发展和繁荣，为足球的发展提供生活水源，建立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足球生态系统。在这里，我们提倡的社会足球是一种非专业和业余的足球活动，植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与足球人口的培养和扩大密切相关。它包括但不限于县足球、员工足球、社区足球、校园足球等类型。

要理解中国足球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社会；要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我们还必须从中国社会中找到答案。

一、社会转型和中国足球发展的问题意识

世界主要足球强国的经验表明，足球只有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才能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基于这一规律，中国足球问题是足球发展与社会形态、城乡结构、人口结构甚至社会意识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相互激荡和调整的集中体现。

1. 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和足球发展

城市化进程和足球资源供应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2022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65.22%，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6.37万平方公里。但我国居民体育锻炼场地不足，尤其是足球场地不足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首先，全国足球场分布不均衡。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22年全国体育场统计调查数据》，全国足球场13.59万个。其中，十一人制足球场占22.96%，五人制足球场占45.18%，十一人制场占比较低。

就地域分布而言，2022年四川将有6912个足球场，每万人将有0.8228个足球场；同时，上海将有2111个足球场，每万人将有0.8526个足球场。总体而言，东西部人均场地数量接近，但人均场地总量、场地综合利用率、区域发展程度不同城市的场地分布与足球强国仍存在较大差距。

其次，足球等体育场馆与城市居住用地的比例不平衡。在原有的土地财政模式下，城市用地供应紧张，地价昂贵。足球场的增量需求在土地资源利益配置模式中处于弱势地位，导致足球场布局与城市住宅用地布局之间的紧张关系。据初步统计，在5公里范围内拥有标准足球场并对外开放的城市居民比例仅为25.6%。足球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日常运动需求。

最后，“三地融合”等促进体育用地合理化布局的措施被长期“悬置”。“三地融合”是指充分利用郊区公园、城市公园、公共绿地和城市空置场所建设体育设施的措施。它借鉴了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六英亩标准（The Six Acre Standard），旨在更合理地配置城市居住用地和体育用地资源。然而，“三地融合”仍存在体育行政、城市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整合问题，地方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与“三地融合”目标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单位解体和足球组织发展的新挑战。改革开放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中国采用“人民体育”或“单位制”体育发展模式，旨在提高劳动人民的基本身体素质。该模式的特点是生产活动、生产组织和体育紧密结合，依托农村人民公社、城市工厂和单位，将体育竞赛与劳动竞赛有机结合。

在单位制下，我国工矿企业和职工足球发展活力高涨。据统计，198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62个城市的19907个基层单位成立了44878支职工足球队，全年举办了177612场比赛，共有2077624名运动员参赛。

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大规模城市建设、工矿改革、市场化改革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原单位体系逐步解体，城市人口和工会机构的组织面临着深刻的挑战。2022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65%，但只有40%左右是城市户籍居民，流动人口约3.7亿。它们具有流动性高、保障性低等特点，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大。

城市化不仅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陌生人社会的疏离、孤独和不稳定。过去，基于单位制的体育组织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城市社会结构，无法有效满足城市居民的组织需求和情感需求，特别是新一代居民，体育团结社区，增强认同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减弱。

人口大量溢出单位制度后，个人与单位的联系减弱，居住地对个人的影响逐渐增加。但社区体育特别是社区足球发展的滞后，不能满足城市居民体育发展与情感联系的需要。2022年，全国共有11.8万个社区居委会和48.9万个村委会。但全国体育领域只有60176个社会组织。

中国社区居委会管理的体育场馆设施占体育场馆设施总面积的11.17%，人均居住区附近的体育场馆面积仅为0.42平方米。在现有条件下，社区和社区体育组织难以承担体育发展和足球发展的实际需要，进一步阻碍了体育社会团结功能的发挥。

人口结构和居民健康对足球发展需求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较大，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14岁以下儿童占17.5%。2022年，全国新生儿数量为956万，创1971年以来历史新低。

人口老龄化与儿童减少并存，使家长对青少年子女的培养越来越焦虑，加剧了教育“内卷化”的趋势。学龄儿童被迫参与教育资源竞争，学校青少年学习时间过长，学术负担过重，学校严格管理导致学生没有时间参加足球等体育活动，家长从事体育职业，特别是足球职业意愿低迷，使足球青少年储备人才和青少年总人口比例严重失衡。

然而，少数民族青少年人口为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长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的总生育率一直高于汉族。虽然少数民族城市化进程加快，总生育率也有下降趋势，但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列。

近年来，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少数民族球员，足球在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新疆家长对子女从事足球相关职业的认可度较高，为探索少儿时代足球发展提供了边疆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受劳动形式和生活观念的制约，休闲运动时间不足，严重制约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年平均休闲时间分别为1407小时和1441小时，与德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2190小时、2050小时和1900小时相差甚远。

与此同时，休闲时间运动健身时间占比较低，体育时间竞争力不足也是制约体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根据《中国国家休闲发展报告(2019)》，文化和体育健身之和仅占20%左右。

202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7.78%，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水平为30.63%。公众参与体育的频率和强度有限，体育和足球在引领健康生活方式方面的作用不够。

2. 中国足球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足球发展现状与社会预期不平衡。近30年来，中国足球的发展经历了国家体制的“单位制”模式和市场体制的“联赛”模式等发展阶段。然而，根据发展实践，两者都未能更好地解决中国足球在竞争水平和社会普及方面的双重效益。前者无法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社会因素，足球训练理念相对陈旧；后者过于注重商业利益，金元足球改变了足球生态，剥夺了足球的社会基础和公众形象。

受职业足球封闭、中国足球过去名声不好、公众信誉有限等因素的影响，普通人对中国足球的认知仍然局限于重大赛事和竞技成绩，对社会足球的关注度较低。同时，地方政府缺乏足球活动的起点和资源，对足球的支持大多是肤浅的，不能真正发挥资源支持和发展的作用。

现有的足球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城市化发展、单位制解体、居民健康水平等需要对足球发展提出的新问题。足球在巩固国家认同、社会团结、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仍存在关键不足。中国足球的发展迫切需要深入调整和积极应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

优质足球发展资源供需失衡。根据足球文化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社会足球发展研究报告》，首先，目前不完善的足球基础设施是制约社会足球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社区、校园和足球公益组织都需要为足球基础设施的改善提供更多的支持。

二是各级足球队建设不足。特别是社会业余足球队数量少，标准足球场覆盖率、足球赛事参与率和足球队保有率都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业余足球赛事缺乏且不系统。业余足球赛事主要是区域和行业自发组织，缺乏互动联系，没有形成跨区域、跨行业的赛事体系，没有与职业赛事形成有效的联系；业余足球赛事需求量大，但缺乏组织和系统规划。

第四，足球训练体系有待完善。校园足球训练在人员、内容、频率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社会层面的足球训练主要是商业机构，社区和公益足球组织的作用有限。商业机构的足球培训面临着政策变化大、运营成本高、政府支持薄弱等问题。

五是缺乏高质量的足球文化。公众对足球活动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普通人对国内足球和社会足球的关注度较低。足球领域缺乏有影响力的文化知识产权，各级各类足球组织和媒体缺乏对中国足球故事的探索和讲述。

职业足球和社会足球的发展不平衡。20世纪90年代，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正式启动，AA联赛一度火爆；2002年 年，中国国家队入围日韩世界杯小组赛，这短暂的辉煌让中国人民感到兴奋。然而，从那时起，中国足球的发展逐渐下降。从职业赛场的频繁混乱到金元足球的虚假繁荣，足球呈现出与其发展预期不匹配的尴尬局面。

然而，与长期占据足球舆论视野的职业足球相比，社会各界对足球人口和足球社会基础的关注是隐藏的。广大球迷和社会资源主要关注金字塔顶端的职业联赛和俱乐部，对金字塔底层的社会足球、足球文化等深度问题缺乏关注。世界主要足球强国的足球人口密度为7%～在8%的背景下，我国足球人口密度不足1.5%。舆论关注职业足球和社会足球，社会资源投入的不平衡也成为限制足球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社会足球的发展类型和现状

县足球存在着巨大的社会资源缺口。目前，县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10%，县域足球的发展在全球社会足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20年以来，在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全国县级社会足球赛事稳步发展。2021年，县域社会足球赛覆盖全国27个省（区、市），321个县域。2022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县域社会足球系列活动实际覆盖中西部394个县，共举办1.6万场比赛，直接参加近10万人。

县足球的发展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扩大足球人口基础、巩固足球发展社会基础的目标相比，县足球仍存在以下问题：县足球发展缓慢，县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缺乏优质足球资源，县足球发展长期不温不火；县足球社会资源不高，县级赛事体系对县级足球发展的引领力度有限；县级足球缺乏高效的组织基础，缺乏稳定的资源投入和回报机制。

职工足球迫切需要激活组织基础。

职工足球迫切需要激活组织基础。

职工足球在中国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依托工厂、矿山、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组织，职工体育和职工足球掀起了发展高潮，构成了新中国“人民体育”和“人民足球”发展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后，大量个人和组织溢出了原有的工厂、矿山、企业事业单位，体育队和足球队在单位制背景下面临着组织困难。

近年来，中国职工足球联赛的举办为职工足球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过去的五年里，联赛平均每年吸引1500多支球队和3.5万多名员工，平均每年举办7200场比赛，覆盖27个行业和70个城市。

但职工足球发展仍存在以下瓶颈：职工队伍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参与不足，现有职工足球组织发展水平不均衡，职工足球发展指导和服务能力不足；大量企业职工和农民工处于无组织状态或排除在各级各类足球组织之外，限制了职工足球人口基数的增长和职工足球的健康发展；尚未建立以行业和地区为基础，以全国职工联赛为顶尖的职工足球赛事体系，各级职工赛事仍处于自发组织状态；社会资源对职工赛事投资不足，社会关注度低。

社区足球和校园足球仍需整合发展。

社区足球和校园足球仍需整合发展。
社区足球是促进足球发展的重要形式，包括英国、阿根廷和其他国家。

目前，我国社区足球的发展仍局限于东部一些发达城市。

回龙观看足球超级联赛

(以下简称“回超”)

它是中国社区足球发展的一个样本。自社区足球联赛举办以来，“回归”为社区居民和流动人口克服陌生环境，建立社区情感基础提供了重要环节。然而，近年来，“回归”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如缺乏专业管理人才、组织者和参与者缺乏时间和精力、新力量和青年球员参与意愿的降低等。

纵观社区足球的整体发展，存在以下缺点：社区足球整体发展水平薄弱，优势主要集中在北京、深圳、上海等主要城市，中西部社区足球仍处于萌芽状态；社区足球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低，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发展意愿；社区足球场等体育设施发展滞后，限制足球人口的持续扩张；社区足球的发展存在教练、裁判和团队经理之间的巨大差距；社区足球缺乏成熟的赛事体系，与校园足球、县域足球等社会足球类型缺乏有效联系。

自2009年以来，校园足球蓬勃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重点城市发展和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体系建设为主要措施，促进校园足球指定学校的发展；第二阶段，到2019年底，27000多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但由于教育内卷化的发展趋势和体育主管部门与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机构职能差异，

校园足球面临着场地不足、学生训练时间不足、基层教练不足、赛事体系不完善等突出问题。

有论者提出，校园足球发展水平低，将严重萎缩青少年足球人口，社会基础薄弱，全国足球人口急剧下降。
有论者提出，校园足球发展水平低，将严重萎缩青少年足球人口，社会基础薄弱，全国足球人口急剧下降。

三、世界主要足球强国及其社会基础

当今世界，社会足球日益成为足球发展的主要趋势。吸收社会力量推广和发展足球，处理好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无论是欧洲、南美还是东亚，都已成为足球发展的唯一途径。因此，有必要梳理世界主要足球强国社会足球的发展现状。

1. 英国、德国等老足球强国社会足球发展经验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

足球俱乐部与社区密切相关，俱乐部通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为社区提供高质量、创造性的社会足球公益活动，既加深了足球与社区的联系，又为俱乐部足球的发展培育了土壤。长期以来，英国足球一直被认为是“大众游戏”。英国足球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场“大众游戏”。几乎所有的英国足球俱乐部都设立了社区足球基金会（Community Sports Trust）

，向社区倾斜优势足球资源。各足球俱乐部设立专门的足球学院，负责青少年足球训练，建立基于多层次俱乐部的足球青年训练“金字塔”体系。

德国作为一个老牌足球强国，也在根据足球发展的实际环境不断调整发展战略。1998年，德国国家队在世界杯失利后，开始深入反思足球发展中的问题。他们认为，德国足球衰落的根源在于天才球员培养的失败，在于未能充分挖掘青年足球的发展和培养潜力。

为此，德国近年来采取了多项措施：制定“天才球员发展计划”，广泛培养当地青年球员。

为此，德国足协建立了300多个足球基地，形成了覆盖全国的8个训练网络～14岁青少年提供培训。在基础庞大的足球人口基础上，建立青年训练质量监测认证体系，增强青年球员培养的稳定性，迅速建立德国足球青年军。

2. 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足球强国社会足球发展经验

巴西是一个真正的“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国家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支从未缺席过世界杯的球队。据估计，巴西拥有超过1亿名超级球迷，每周至少有1000万业余球员参加一场比赛，有20多万业余球队注册。

近30年来，巴西足球进一步融入社会基础，实现职业足球与业余足球的深度互动。

巴西实施的“济科法”和“贝利法”不断释放社会参与足球发展的活力，规范俱乐部制度的权利义务，促进职业足球的健康发展；三维多样化的活动体系，区域联赛和全国联赛交替进行，为新足球运动员提供广泛的竞争平台，三维联赛也为基层俱乐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建立足球储备人才培训梯队，不断吸收优秀青年球员；巴西形成了独特的足球文化，为业余球员、职业球员及其与公众的互动提供了粘性和可持续的文化氛围。

阿根廷足球也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阿根廷足球也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20世纪初，足球是阿根廷的精英游戏，是南美欧洲殖民文化的镜像。然而，在大众媒体的推广下，足球在阿根廷迅速普及。目前，足球在阿根廷70岁以下人口中的普及率高达98%，全年有40万职业和业余球员参加各种比赛。另一方面，阿根廷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有以下经验值得思考。

足球在阿根廷取得了成功，并迅速融入了文化基础。阿根廷足球强调“以艺术的方式发挥身体的特定社会用途”，展现其独特的“克里奥尔特征”和“高乔特征”。足球已经成为克服社会分层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足球是超越阶级的全国狂欢节，另一方面，大量草根球员涌现，为青少年球员的成长提供指导。

3. 日本、越南等新兴足球强国社会足球发展经验

日本足球起源于明治时期，经历了“军国主义”、“精英足球”和“职业足球”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大力推进社区足球俱乐部建设，通过颁布《完善体育教育和基础体育法》，逐步建立与社区俱乐部相匹配的活动体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逐渐成为世界足球强队和亚洲足球霸主，通过百年足球计划综合利用政府规划和社会资源。

总结日本足球的发展经验，可获得以下启示：

注重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在校园足球和社区足球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将校园足球发展与社区足球深度融合。

2013年，日本足协制定了一项强制性规定，要求在足协注册的社区俱乐部与该地区的学校俱乐部保持密切联系。重视足球储备人才的培养，如建立青年培训梯队作为进入职业俱乐部联赛的必要条件，促进“日本足球协会精英项目”的发展，吸收有发展潜力的青少年接受专业和系统的培训。

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投资足球发展，引导优势资源向基层倾斜。以社区足球为例，其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出资、民间赞助和部分体育彩票销售收入。另外，日本足球迫使有优势资源的职业俱乐部深入社区。

2013年，越南正式实施了《2020年足球发展规划与2030年前景》。十年来，越南在青年培训体系建设和青年竞赛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建立国家青年培训中心，指导全国青年培训，明确年度青年球员数量；建立U11-U217级青年竞赛体系，注重培养当地足球新秀；建立基于基层足球队的足球人才选拔机制，实现不同层次青年球员的培训和选拔。

四、人民足球、社会足球、大众足球协调发展

作为一项世界运动，足球的社会学意义在于促进个人发展的各个方面，

旨在把个人生活变成“社会人”。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促进了基于足球的社会团结。不同的个体可以通过足球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个体与社区和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足球与社区、农村、校园、企业等社会体系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多元化的社会体系，形成了基于足球的社会资源生产和分配模式，构成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

足球及其竞技特征在赛场上的展现可以成为凝聚认同、增进共识的有机载体。

在国际舞台上，足球可以有效地促进国家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高度统一竞争、人民和政治。

人民足球旨在强调足球的政治性，突出国家属性，通过足球强国及其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家认可度。社会足球旨在通过足球及其社会基础，强调足球的社会属性，促进社区、农村、校园和企业的组织重建，促进基于足球的社会团结，不断增强社区和社会的凝聚力。

大众足球旨在强调足球的文化属性，使足球真正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为个人的各个方面发展提供文化自我克制、物质和精神力量。本质上，新时期人民足球、社会足球和大众足球的协调发展是促进足球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关键选择。在此背景下，我们仍需深入研究足球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促进足球价值体系、足球生态体系和足球社会体系的不断探索。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规划》指出，足球发展要着眼长远，夯实基础，“夯实人口基础、设施基础、管理基础、文化基础，长期努力”。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中国足球发展的关键在于以培育和扩大足球强国的社会和人口为指导

，探索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资源的新途径，利用以县足球、社区足球、职工足球、青年足球为代表的社会足球的全面发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丰富和加强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为代表的足球社会组织在社会足球发展过程中的枢纽和协调作用；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维护足球土壤，营造足球文化氛围，为社会足球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途径和帮助；进一步提高足球发展的社会同理心和公众认可，赋予足球更丰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

*本报告的写作得到了王战和、曹卫东、王军、易剑东、张璐、刘劲松、杨中旭等专家学者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2022年4月，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北京体育大学、北京修远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合作成立足球文化研究中心，是2022~2023年足球文化中心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来自微信微信官方账号:文化纵横 （ID：whzh_21bcr），作者：修远基金会于2023年7月4日发布了“中国足球与中国社会-中国社会足球发展现状与未来”研讨会